祖父是个穷秀才，却儿女成群，除了大儿子有读点书，其余全是文盲。我猜想他考到秀才后已入民国，科举制度废了。一个农村书生，在战乱时代如何能有好日子过！
孩子多，没有大的屋子，孩子长大结婚后自然要分家。我爸分到一间离祖屋远而且破旧的房屋，虽然两人辛勤工作，生活还是过得艰难。不得已，我爸在我还是我妈身体的一部分时就到了新加坡，刚到陌生地方，住的是公用房 ，十几个单身汉住在一间房里 （ 有点像旧时的3号病房），每个人有自己的硬木床。出卖体力，省吃省用，累积了一笔钱汇回家乡建造屋子，以为可以衣锦归乡和家人团聚。人算不如天算，连年的旱灾，家乡的生活实在不好过。祖父、叔伯和其他亲戚们都觉得我们一家人应该去南洋，就这样，我妈，哥哥和我也一起移居新加坡。那是五十年代，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，移民必须得到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批准。
从福建莆田到新加坡需要在广东汕头乘轮船。我们从莆田坐木炭汽车到汕头，那是好几天的路程，由于晕车，我一路呕吐到汕头。 然后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才搭上一艘货轮，一上货轮，大家匆忙的找睡的地方，我们这群人是睡在轮船的底层，和货物一起，草席依着草席，走路都不方便。不过吃的方面倒很不错，早餐有面包和果酱。午餐和晚餐除了汤，还有两三道不同菜、肉。船上备有下午茶，一般是每人一碗薏仁或绿豆汤，对第一次走出农村的儿童，那是奢侈的。虽然晕船呕吐，但有很多讲同样方言的孩子一起玩耍，喜欢的话，还可以一起去洗澡室玩水。白天，和较大的孩子们到甲板上聊天，玩抓迷藏。世界仿佛是为我们而存在：只有轮船，船上的人，再看下去是海，往前面望去是海天结成的线，然后上面的天，偶尔海面会出现几尾飞上海面的鱼。船不断的走，但四周就只是看到海、天和它们连在一起的线。日子过得简单但不枯燥，没有离乡的悲哀，不用担心未来的日子，自由自在，真是过得不亦乐乎。轮船航行一个星期才到新加坡，接我们下轮船的是一帮皮肤黝黑的印度人，他们把我们这些小孩子几乎是从轮船抓了再丢到小船上。小船把我们载到一个岛上，然后关进一间大厅里，住了一个星期多才能到新加坡岛。后来才知道这叫隔离，怕我们传染病菌给别人。
初来新加坡，一家四口住进一间小房间-父母睡床上，孩子睡床底下。房间是向大房东租的，一层楼有好几间房，分别租给不同的家庭，房与房以木板隔开，隔板和天花板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无隔音效用，隔壁房的活动听的一清二楚。为了省电，房东规定晚上九点后每层楼只能亮着一盏五瓦特的小灯。我喜欢看书，在微弱的灯光下勉强看，结果近视极深。厨房、厕所、洗澡间等都是公用的，早上大家都争着用厕所，大人当然有优先权，要是忍不住的话，小孩只好跑到后巷的水沟解决，因此那时很多后巷又臭又脏。由于房小，人多，有些家庭背景复杂，家庭与家庭间的关系不一定融洽，搬家是平常事。我们家几个月就搬一次家，一直到搬了第五次后才较固定，因为经济条件改善，自己变成了大房东。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个新条例，凡战前屋子，屋主在战后不能对住户(大房东)起屋租，而且只能把屋子继续租给现有的大房东。但没规定大房东不能对二房东或其他人起屋租。那时很多坡底的屋子属于阿拉伯人的，每个月到他们的屋子向大房东收取租金。一间二三层楼的排屋，大约有四到十间房间，大房东交给屋主的屋租每个月可能不到新币一百元，但大房东每间房间可收屋租几十元，很多大房东的收入就靠出租房间。要成为大房东，必须向屋子现有的大房东缴交一笔咖啡钱，数目几千元到几万元，再通知屋主（也是地主）就行了，屋主无权也不能干涉。这个条例已被废除。
我父亲初来新加坡时是拉人力车的，后来人力车被淘汰，转为踏三轮车。那是很低层的工作。为了减轻负担，哥哥和我每天早晨为出租车洗车。出租车长时间在路上行驶，容易肮脏，车必须每天晚上驾驶员回家休息时洗，有的驾驶员半夜十二点收工，有的要到清晨四五点钟才停驾，每辆出租车每天有早晚两班不同驾驶员，驾驶员的换班时间一般在下午三四点。洗车费当时是每辆每月新币五元，散客，即只洗一次，每次收五毛钱。开始时只是洗两三辆出租车，后来增加到五六辆，必须清晨两三点起来洗，洗车用的水是从政府廉价租给日薪工友的宿舍里拿的。洗好车后就匆匆忙忙买早餐吃，然后踏脚踏车赶去上课。放学后再睡个午觉。
旧时新马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）有个现象，每个行业由同一种籍贯的人经营，海南人和福州人一般经营饮食业，客家人经营当铺，兴化人（莆田、仙游和部分福清人）交通业。我父亲在我们到新加坡不久后就陆续拥有三部出租车。出租车绝大部分是由兴化人拥有，但驾驶员就不一定是兴化人了。七十年代后政府出来新条例，只有出租车驾驶员才发给出租车执照，现在所有的出租车由政府规定的机构拥有。
除了行业，住处也是如此，同籍贯的人喜欢住在同一个地区。建屋发展局所建的廉价组屋普遍后，这种情形逐渐消失。
语言是个让人伤心和怨恨的课题。延续英殖民地政府政策，新加坡的行政语言是英文，你的英文不好，休想在政府部门或大机构担任要职。毕业等于失业，独立初期的新加坡，多数人在华文源流学校就读，华校学生普遍不注重英文。而英文源流学校的学生看轻华文，华语似乎只是低层人们的用语。即使是华校生，他们在“高级”场合也不愿或不敢以华语交谈。现今的新加坡华校已不复存在，但以华语交谈却很普遍。
五十年代的新加坡人口不多，英殖民地政府乐意增加人口，促进社会繁荣。移民比当地人民刻苦耐劳，对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作用。英殖民地政府可以因此增加财富，运去英国，让他们的子民过着悠游自在的生活。保卫自己的人民丰衣足食是他们的优先考虑，为自己国家的利益，他们对在为殖民政府工作的当地职员可能必须照顾一下，但为什么他们要积极去照顾殖民地人民的福利？殖民地政府绝不会让殖民地人民有政治上的自由、话语权，人权份子对这种现象静若寒蝉。可是，殖民地国家独立后，这些人权份子就开始积极活动了。悲哀的是有一些当地人士居然也加入他们的行列，国家还未真正上富强轨道，就要求更多的民主，人权，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。当自己国家人民被殖民主义国家统治欺压时，他们又在那里？
唉，不想继续写下去了！
注：这里有意用一些新马惯用的语言，读起来可能较有亲切感。
我父亲初来新加坡时是拉人力车的，后来人力车被淘汰，转为踏三轮车。那是很低层的工作。为了减轻负担，哥哥和我每天早晨为出租车洗车。出租车长时间在路上行驶，容易肮脏，车必须每天晚上驾驶员回家休息时洗，有的驾驶员半夜十二点收工，有的要到清晨四五点钟才停驾，每辆出租车每天有早晚两班不同驾驶员，驾驶员的换班时间一般在下午三四点。洗车费当时是每辆每月新币五元，散客，即只洗一次，每次收五毛钱。开始时只是洗两三辆出租车，后来增加到五六辆，必须清晨两三点起来洗，洗车用的水是从政府廉价租给日薪工友的宿舍里拿的。洗好车后就匆匆忙忙买早餐吃，然后踏脚踏车赶去上课。放学后再睡个午觉。
旧时新马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）有个现象，每个行业由同一种籍贯的人经营，海南人和福州人一般经营饮食业，客家人经营当铺，兴化人（莆田、仙游和部分福清人）交通业。我父亲在我们到新加坡不久后就陆续拥有三部出租车。出租车绝大部分是由兴化人拥有，但驾驶员就不一定是兴化人了。七十年代后政府出来新条例，只有出租车驾驶员才发给出租车执照，现在所有的出租车由政府规定的机构拥有。
除了行业，住处也是如此，同籍贯的人喜欢住在同一个地区。建屋发展局所建的廉价组屋普遍后，这种情形逐渐消失。
语言是个让人伤心和怨恨的课题。延续英殖民地政府政策，新加坡的行政语言是英文，你的英文不好，休想在政府部门或大机构担任要职。毕业等于失业，独立初期的新加坡，多数人在华文源流学校就读，华校学生普遍不注重英文。而英文源流学校的学生看轻华文，华语似乎只是低层人们的用语。即使是华校生，他们在“高级”场合也不愿或不敢以华语交谈。现今的新加坡华校已不复存在，但以华语交谈却很普遍。
五十年代的新加坡人口不多，英殖民地政府乐意增加人口，促进社会繁荣。移民比当地人民刻苦耐劳，对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作用。英殖民地政府可以因此增加财富，运去英国，让他们的子民过着悠游自在的生活。保卫自己的人民丰衣足食是他们的优先考虑，为自己国家的利益，他们对在为殖民政府工作的当地职员可能必须照顾一下，但为什么他们要积极去照顾殖民地人民的福利？殖民地政府绝不会让殖民地人民有政治上的自由、话语权，人权份子对这种现象静若寒蝉。可是，殖民地国家独立后，这些人权份子就开始积极活动了。悲哀的是有一些当地人士居然也加入他们的行列，国家还未真正上富强轨道，就要求更多的民主，人权，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。当自己国家人民被殖民主义国家统治欺压时，他们又在那里？
唉，不想继续写下去了！
注：这里有意用一些新马惯用的语言，读起来可能较有亲切感。
